在我国，家政服务的从业人数超3000万，但在一些学者看来，尽管这个行业已经纳入国家职业大典职业类别，但家政工至今尚未获得劳动法上劳动者的法律人格，相应，她们的劳动权益受损后无法获得相应的权利救济。
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副会长、北京家政服务协会会长穆丽杰记得，5年前，关于家政服务行业立法呼声很高，其宗旨是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尽管国务院办公厅分别于2010年、2019年出台了《关于发展家庭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但两份文件作为指导性意见，缺乏法律上的强制性约束。
真正着手调研时，穆丽杰发现，家政服务员的劳动强度已超出劳动法的规定，如果立法，无形中增加很多客户成本：原本的工作，可能通过中介制企业找到6000元工资的保姆完成，现在可能需要两个员工制家政服务员完成，成本在1.6-2万元左右，这对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穆丽杰说，目前北京一些员工制家政企业主要解决的是专职上门提供家政服务的人员社保，比如养老护工、上门保洁以及非住家保姆的专业人士。他们提供的服务一般都是钟点的，能保证工作日8小时工作时间和正常休息时间，能在法律范围内得到约束。“普通的住家保姆没有这些技能，即便在员工制公司，绝大多数住家保姆都是缴纳的新农合，而非工作属地社保。”
在穆丽杰看来，住家保姆无论在声誉上、还是收入上，做的都是一种重复的、平凡的劳动。
2019年，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在全国领先。该条例明确，家政服务人员可以按照本市居住证积分管理的有关规定，申请积分办理，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符合本市落户政策规定的，可以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穆丽杰说，总体上看，《上海市家政服务条例》涉及的条文是近30年积累下来的全国家政服务合同的翻版。一大突破是，上海的法院在判决时，有了一份法律依据，这对家政服务行业有推动作用。如果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地位，一旦客户和家政服务员发生纠纷，就存在申诉、解释甚至狡辩的空间。
为家政服务立法，南方城市走在前列。2021年2月，温州作为全国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领跑者”行动重点推进城市之一，通过《温州市家政服务条例》。2022年11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布《广东省家政服务条例（草案修改征求意见稿）》。
2022年7月，商务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0533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推动家政服务立法很有必要，具备初步基础，商务部、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积极研究推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人将留在家门口就近就业，而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大，这样的缺口如何弥合？
“在城里工作，却在农村解决新农合，深究的话，保姆这个职业承受了很大压力。”穆丽杰说，现在保姆范畴的从业者99%缴纳的都是新农合，或者都是年龄偏大的从业者，没有太多年轻人从事保姆工作。如果将来年轻人想从事这一行业，可以放开口子——愿意交社保的交社保，愿意打短工就打短工、不交社保。“如果能在北京就业，证明北京有岗位需求、对北京市作了贡献。北京实际上需要好保姆，不给上社保，怎么能提升北京保姆的水平？”
从2020年起，甘肃礼县对当地叫了30多年的“保姆”一律改称“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行业要提质扩容，礼县的职业学校也开设了相关课程，但当地人表示，不希望下一代继续再做家政服务员。
穆丽杰相信，年轻一代更能平等地看待家政服务员，并通过学习意识到这一职业的技术性和科学性，作为未来的职业选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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