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只不过是个新的起点，面对“如何融入新环境、如何易地再就业、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等问题，这场近千万人的迁徙还远没有到达“终点”。
初冬的夜来得早。在我国西南腹地——贵州省从江县贵运社区的一个小广场上，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在响亮的音乐声里不厌其烦地变换队形，健身器旁围满了压腿、扭腰的中年男女，孩子们则撒了欢似的在人群中疯跑，把篮球拍得咚咚响。
三年来，这个广场见证了1407户6465人在此开启“新生活”，他们从从江县19个偏远乡镇搬迁至此，住进了59栋新楼、1608套新房里，在不经意间成为全县3.19万“移民大军”中的一员。
不止从江，也不止贵州。过去几年，对于全国范围内，易地扶贫搬迁的960万名群众而言，不仅经历了生活圈的“大迁徙”，更迎来了命运的“大转折”。过去，他们因“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而陷入贫困;如今，他们抖擞精神，开始拥抱全新的生活。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汪三贵眼里，易地扶贫搬迁只不过是个新的起点，面对“如何融入新环境、如何易地再就业、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等问题，这场近千万人的迁徙还远没有到达“终点”。
其中，贵州是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任务最重的省份。从2015年开始，全省共计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92万人，累计建成949个集中安置点。也正是从2015年开始，为防止“一搬了之”带来的种种不稳定因素，全省开始了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社会治理的漫长探索。在“放任不管”与“管得太多”之间找到平衡，将“经济发展、创造新的价值”与“快速融入、完善社会保障”协同推进，成了贵州多个集中安置点共同面临的一道复杂命题。
日前，记者探访贵州多地，记录这些“新社区”里的治理实践。
“有困难了要能找到人”
2019年，78岁的王生荣离开大山深处的“吊脚屋”，和自己的孙子一起搬到位于从江县洛贯产业园区内的新房里，这也是贵运社区的一部分。虽然经过长期“心理建设”，但困难还是超出了王生荣预期。他的老家从江县东朗镇摆里村地处月亮山腹地，为苗族传统村落，离县城86公里，2014年至2019年村里共实现脱贫176户888人。由于摆里村地势偏远，山路崎岖不便，产业难以生根发芽，帮扶成本过高。从2019年起，摆里村的村民们陆续搬迁到新社区，开始了新的生活。
摆里村每天只有一趟车到县城，单程需要3个多小时，所以，几乎被大山困顿了一辈子的王生荣早已习惯了“烧柴取暖、户不闭门”的日子。刚搬过来时，他不会用煤气，总忘记带钥匙，找不到回家的路时，甚至不知如何“张口问路”。
回到大山里?不行，吊脚楼破得再难住人，尤其是里面的潮气让他的膝盖、双腿生疼。在新房住下去?也不舒服，一堆要学的东西有时候并不“友好”。
大规模的移民迁徙在我国的历史上并不陌生。从重庆市辗转到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定居的“三峡移民”就已生活了20年，在“高峡出平湖”的背后，面对从未间断的迁徙，安置移民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德峰就在一项关于“外迁农村移民社区适应性客观因素”的研究中发现，除了居住的硬件条件是否完善外，能否适应社区新生活是影响农村移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移民身上往往‘积极性和消极性’并存，每个人在生活环境、社会心态、生产劳动、人际关系等方面的适应力都不相同，所以对移民的整合，最终目的还是要培养他们对新社区的归属感。”马德峰指出。
“村民刚搬来时，面对他们的各种问题我们也是直挠头。”贵运社区驻村第一书记刘显迟向记者介绍，“大家心里都清楚，治理新社区是个复杂的事，要考虑很多因素，但‘群众有了困难，一定要能找到人，找到了人还要能解决’肯定没错。”于是，一套覆盖到每一位搬迁群众的基层组织网络成为关键。
贵运社区党委将社区细分成14个网格，每个网格设1名“正式干部”网格员和1名“公益性”网格员，每栋楼再设1名楼栋长，通过“党组织+网格+楼栋长”的三级联动管理模式，成立居务监督委员会、综治调解、治保委员会等，参与群众事务监督与社区治理，确保群众的事情有人管、及时管、专人管。
当记者见到正在社区里遛弯的王生荣时，他已没有刚来时的“生分”，主动介绍起自己的社区和现在的生活。
“孙子跟着他爸妈去广东打工了，煤气灶是小吴教我用的，现在有事就找他。”老王刚搬过来的时候两眼一抹黑，就记着那句：“有事你就找网格员。”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才知道自己的“网格员”是党员吴金科。小区里新建住宅楼几十栋，外观都差不多，对于一个新搬来的老人来说，找不到家是常有的事，所以每次找不到自己单元，或是忘记带钥匙，王生荣就打电话给吴金科。
“谁曾想，王大爷直接把一套钥匙放在我这里，还是原来农村的作风。”吴金科笑着说。
当每一个“新移民”都对应到了为他们负责的人，很多工作才能开展下去。最近三年，贵州949个安置点行动起来，想尽办法，就是为了让像王生荣这样的“农民”“山民”更加顺畅地变为“市民”。
来自贯洞镇潘金滚村的杨奶信果一家3口对此感受颇深。“虽然从山上搬到山下，距离只前进了十里路，生活却进步了几十年。”杨奶信果总喜欢将这句话挂在嘴边，来形容搬迁前后的生活变化。
潘金滚村是典型的传统侗族村落，全村都是侗族，村中妇女受教育程度不高，一些人甚至不熟悉普通话。刚到社区时，杨奶信果家里的户口簿、医保卡需要补办，这让搞不清流程和业务部门的她感到十分为难。
“还好有社区的‘帮办代办’服务!”杨奶信果总是忍不住夸赞，她家里户口簿、医保卡都是社区党员志愿者帮忙补办的。
据了解，“帮办代办”服务是从江县推动1870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为搬迁群众专门提供的服务，共计50余项服务内容，让“服务下沉”“窗口前移”。
不仅是从江，贵州各地都在绞尽脑汁，就是为了帮助搬迁群众尽快融入新生活。比如，初次离开山区的老乡不懂城里的交通规则，铜仁市大龙县的干部们干脆在社区旁建起了“模拟交通灯”，从“过马路”开始教他们城市里的出行规则;刚刚住进城镇，很多布依族、苗族的老人孩子记不住楼栋名称，兴义市栗坪社区的干部用大家熟悉的“蔬菜、水果”给楼栋命名，南瓜区“猫”栋、玉米区“熊”栋、茶叶区“鸵鸟”栋成了这里的一大特色;搬迁户第一次接触防盗门、抽水马桶，正安县瑞濠移民安置点党支部直接把党小组建在楼栋里，党员干部随叫随到，一年下来给群众开锁、通下水道的活就干了5000多次，有干部笑称自己都能“干副业”了……
正是这些贴心的工作换来百姓的安心。三穗县武笔街道彩虹社区居民杨秀永在搬进社区后彻底没了“想搬又怕搬”的担忧，“身边有这么多人帮助，城里生活似乎也没有那么难熬。”她感慨道。
解决了民生难题，搬迁才有价值
和三峡大坝“水库移民”有所不同，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多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资源匮乏导致的社会体系发育不健全、生产力水平低下，从而诱发“原生贫困”。所以，为他们建立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要“帮弱”“养老”“助学”等，才能真正凸显出“搬迁”的价值。
莫老摆也是摆里村搬出来的村民，年仅40岁的她不仅很快适应了社区新生活，闲暇时间还担任起了社区公益岗楼栋长一职，帮助其他村民更快地适应社区生活。
但另一件烦心事却让她发愁。
“刚来社区时，朝辉刚好处在小学升初中阶段，由于不适应环境变化，成绩下滑很严重。”莫老摆担心的是自己的大儿子王朝辉，因为父亲意外离世，内心敏感的王朝辉久久不能从失去父亲的阴影中走出，又在刚念初中的节骨眼上，王朝辉成绩下滑并且变得沉默寡言。莫老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青少年健康成长、好好读书非常重要，我们费了不少力气。”据刘显迟介绍，为了让搬迁群众子女有一个好的学习生活环境，社区党委联合社区学校成立了“关爱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充分用好布客书屋、儿童之家、亲情室等现有阵地，开展“四点半课堂”“快乐星期六”等活动，深受社区青少年和家长的认可。
一直在社区“四点半课堂”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梁腾媛告诉记者，她与同事们每周都会来为社区孩子辅导课后作业，并组织集体活动等。
王朝辉现在每天下午都会在几位大学生的帮助下，把作业写完再回家，莫老摆也发现，孩子慢慢地开始跟自己说一些学校的事情了。“总说学校的电脑都很高级，现在自己能用电脑画画、打字了，有时候老师还让玩会儿游戏。”
这样的学习生活以前是不敢想象的。如今，王朝辉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委员，莫老摆也松下一口气，现在她每周都会抽出时间到“社区夜校”参加家政服务培训，心里盘算着等小儿子再大点送去社区幼儿园，就去找份家政工作。
除完善配套设施外，贵州在统筹用好现有教师资源的同时，采取特岗教师招聘、引进、考调、跟岗、交流学习等方式，配优建强安置点配套学校师资力量。其中，以遴选县域内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师为主，累计配备安置点配套学校教师3万余人。目前，这些经历了易地扶贫搬迁的孩子们不仅告别了大山生活，也告别了跋山涉水上学的历史，开始享受更加公平、优质的教育。
与此同时，看病就医则是另一个大问题。
杨奶信果说：“以前去卫生院看病要走几十分钟的山路，再坐半个小时的汽车。现在社区里就有医疗服务中心，从家里走过去也就十几分钟。”随着从江县在全县10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建立“一站式”党群服务中心，医疗、教育等30余项高频服务事项都进驻服务中心，纳入网格服务范畴，不经意间，以前的难事都烟消云散了。
从江是一个缩影。解决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成为贵州全省各个安置点的重点工作。开阳县东湖社区蒋家寨搬迁安置小区内专门建设了卫生服务中心，并开展社区“1+1+1”组合内签约，为搬迁群众提供便捷、连续的综合性社区卫生服务;打造“15分钟生活圈”，超市、卫生服务中心等生活场所都安置在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让居民的生活方便、舒适。
据“十三五”全面评估核查国家验收组在80个县核查结果显示，搬迁群众就医条件改善率达99.87%，小学生就学条件改善率达99.02%，初中生就学条件改善率达99.01%，搬迁群众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等突出困难得到一揽子解决，广大搬迁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就业了挣钱了，才能住得踏实
“在老家虽然挣不到钱，但还能喂喂猪、种种地，吃饭不花钱呀!搬过去没有收入来源，吃穿用还都得花钱了。”吴老耶在搬迁前顾虑重重。
吴老耶家是第一批搬到从江县美娥社区的原建档立卡户。从山上搬去社区的头一天晚上，她和丈夫都没有睡好。一下雨就漏水的破房子没什么舍不得，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也不是牵挂，他们担心的是没地可种，未来怎么生活。
搬迁后，移民们一方面要失去原有维持生计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要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虽然“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经济支出较从前有大幅增长。如何提高搬迁群众的收入，成了把群众“留下来”的重点。
“后续扶持肯定是长期工作，贵州的城镇化搬迁规模很大，完成搬迁后更重要的是后续扶持怎样跟得上，让他们能够就业、挣钱，才能真正安居。”汪三贵说。在他看来，从山里搬过来的群众，既要引导他们改变生活观念和方式，适应城镇生活，更要引进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搬迁人员的收入水平。
在社区见到吴老耶时，她刚下班回家。“一来到社区我就参加了社区的刺绣培训，现在在车间都工作3年了!”吴老耶说，现在她的爱人在外打工，她一边在工厂上班，一边照顾家里的孩子。两口子每个月除去开销，还能攒下一小笔钱。
说是“上班”，其实就是在社区一栋家属楼的负一楼里。和吴老耶一样经过培训上岗的女工们有的配线、有的打板、有的裁布，分工很是明晰。在她们看来，培训给了他们“吃饭”的本事，通过自己的技能获得收入这种感觉也是前所未有的，充满了新鲜感和满足感，也让他们在社区住得更“踏实”了。
楼上“安居”，楼下“乐业”，就业不出社区、增收就在家门口。美娥社区党委书记刘邦分告诉记者，在美娥社区，像祖英刺绣厂这样的“社区工厂”还有5个，全县共有27家，都是利用社区闲置门面、地下车库打造的。通过积极引进优强企业入驻社区，带动易地搬迁群众就近就业，让搬迁群众实现安居乐业。
当然，帮助搬迁群众就业、增收也不止“社区工厂”这么一个选项。
从江县遵从“外输+内稳”的思路双向发力。不仅组织开展外出务工就业精准对接，还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培训，支持搬迁群众自主创业。
“前两年出去打工，不仅有专列，还有补贴，我和妻子每人都能领到1000元。”从下江镇归江村搬迁出来的蒙情新介绍。今年，他和妻子用攒下来的钱在老城区租了个门面卖起水果，日子越过越富裕。
从清镇市流长苗族乡马连村搬到站街镇枫渔社区的赵泽芝在社区党支部的帮助下，在家门口顺利就业。社区帮忙租下一个45平方米的小门面，赵泽芝简单装饰一番后就做起了生意。蔬菜、水果、日用品，邻居们日常想买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她的小店里找到。
“生意旺季时，最高每月能有2万元的纯利润呢!平均下来每个月也能净赚7000元。”赵泽芝自豪地说。如今她的小店还成功带动1名搬迁群众实现就业。“一人富不算富”，热情的赵泽芝还协助社区帮助8名搬迁妇女到附近茶厂实现就业。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搬迁群众逐渐认识到“唯勤劳可致富”的道理，6名搬迁群众学着样子在家门口做起了生意。
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让搬迁群众的腰包鼓起来，信心足起来。
放眼全国，各地易地扶贫搬迁点也都为搬迁群众就业做足了功课。陕西紫阳县利用村上的附属设施用地，为想回村种药材的搬迁群众提供临时住房和农业用具;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则整合东西部协作、光伏项目等资金，实现25个整村搬迁村集体经济收益年均20万元以上。
无论是建设“社区工厂”让搬迁群众楼下“乐业”、提供技术培训支持外出务工，还是为居民返乡发展农业提供便利、利用涉农项目整体提升村集体收益，各项鼓起搬迁群众口袋的措施，让居民彻底安心在城里住下来。
新的问题应该重视
入冬后天气转晴，莫老摆让两个儿子换上漂亮的苗族服装，到社区广场参加极具民族特色的“芦笙表演”。
记者看到，贵运社区的广场上，十几个苗族小伙子手持芦笙尽情演奏，伴随着悠扬的曲调，四周聚集起来的苗族妇女踏歌而行。据了解，芦笙舞又名“踩芦笙”“踩歌堂”，因用芦笙为舞蹈伴奏和自吹自舞而得名，是苗族同胞在年节、集会、庆贺等喜庆时刻表演的特色节目。2006年，苗族芦笙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有时候会跳一跳芦笙舞，也是为了让孩子们别忘了苗族的传统。”莫老摆说，现在的生活很现代化，她担心苗寨传统会随着“进城”而被淡忘。
同社区75岁的孙瑞光老人虽逐渐适应了便利的社区生活，却总是惦记苗寨里自己把玩了一辈子的老物件;三穗县彩虹社区的杨秀红也担心孩子们在城里生活后逐渐忘了农耕文化。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随着村民搬迁到社区里成为“城里人”，赖以延续、传承的环境基础丧失，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难免走向没落。
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贵州。四川凉山州昭觉县新城镇南坪社区居民订婚时的“泼水”传统被逐渐省略了;云南省永仁县莲池乡荣融新村的居民在搬迁3年后，再也想不起来穿着鲜丽的彝族服饰;陕西石泉县池河镇西苑社区里过年时，很难听到往年热闹的社戏了……
“随着物质条件逐步改善，一些农村优秀农耕文化在逐渐消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王亚华说。在他看来，农村社会中原有的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应在搬迁社区中传承下来。“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让优秀的传统文化重新活起来，让农民的精神面貌重新亮起来，让人们的思想道德重新立起来，让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重新站起来。”王亚华说。
幸运的是，孙瑞光最难割舍的苗寨“乡愁”，在社区里的“乡愁馆”找到了些许寄托。他告诉记者，村里的不少老物件都成了乡愁馆里的展品，他时不时过来看看，摩挲在手里，仿佛以前的生活也并未远去。
“看着老家的旧物件，又在苗寨过了一辈子，现在的日子过得再好也会想家呀。”孙瑞光说。乡愁馆里的人情味，不仅让社区的老人找到了归属感，更让他们感觉到传统仍受到尊重，社区里的年轻人也会由此珍视老一辈的传统。
类似的“乡愁馆”今年也在彩虹社区落成。“不少东西都是群众自发捐赠出来的，通过一件件实物和一张张照片，让搬离山旮旯、住进新城区的群众触摸记忆，让大家在老物件里思往事，记忆馆里忆乡愁。”彩虹社区党支部书记龙礼凡介绍。
在贵州，尤其是在黔东南地区，虽然不少人搬出了山寨，但文化的“根”却没有割断。在苗族聚居的移民新区，斗牛场、芦笙场、游方长廊、苗族文化一条街处处可见。每逢节日，少数民族居民和原来一样斗牛、喝酒、对歌，“乡俗”在这里传承、“乡愁”在这里延续。
从大山深处搬迁到城镇或者园区附近，搬迁群众不仅需要能就业、能致富，他们的内心对乡村文化更是充满着渴望。新社区的一花一草、一个宣传栏、一张海报、一场社区广场的小活动，都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他们的心中，不仅渴望像“市民”一样生活，更渴望有乡村邻里的亲情。
在息烽县，搬入永靖镇团圆小区的柯昌勇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搬到新家后，虽然每家每户挨得很近，可总感觉心里的距离远了，人情味和农村比淡了些，有点事情也不好找别人帮忙……”柯昌勇跟记者说出了他的困惑。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李聪在陕南地区800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调研中发现，社会网络紧密度、社会网络质量对群众的生计恢复有显著影响。简而言之，人际交往和邻里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着搬迁移民的幸福感。
显然，尽管易地扶贫搬迁从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提升了生活质量，但人际交往和邻里关系、居民行为习惯的调整与适应、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认同和接纳的心理状态等都是不可忽视的深层次问题。
李聪认为，解决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后续社会融入困境与发展事宜，不仅要注重社区内的经济发展，更要留意社区内的文化传承、人际交往和心理认同等方面的支持，这样，搬迁居民才能真正“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柯昌勇也跟记者说，现在社区通过党员带头组织了好多有趣的活动。
“认识了不少邻居，至少现在能约到棋友一起下下棋了，以前就跟村里的几个人下，也不知道自己水平到底怎么样!”柯昌勇笑说。
他的笑容里，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期盼。
责任编辑：秦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