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恩明
如今，在乐山，说起《峨眉山》报，几乎无人知晓了。可四十年前，冰河解冻时期，这张超生的本地小报，曾像一束爆亮夜空的礼花，绚丽多彩，给人耳目一新。其影响之大，风靡全国;其发行之广，遍布二十多个省市;其印数之多，最高的一期：125万份。这在乐山的报刊史上，难说绝后，应是空前的。
它兴亡的时光，很短，旋生旋灭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
那时，改革的春风，刚从沿海吹来，嘉州古城，也展现出前所未见的新气象。从迎春门码头到东大街至牛耳桥，天天都像在赶场，稍宽的人行道里边，到处都在摆摊设点，连流动的三轮车上，都竖起了挂满时装的支架。小商小贩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敞开喉咙的吆喝声，与街边音响商店扩放的港台歌曲，交响混鸣，震荡出光怪的时代旋律。明和饭店的珍珠鱼，玉东餐厅的周鸡肉，走出了国营食堂，落户去了水西门的个体幺店，就连市政府大门附近，也常扯旗放炮，不是某个皮包公司挂牌，就是某家私人旅舍开业。飞旋的现实，梦幻的憧憬，撕裂了人们的传统观念。静好的岁月，被人欲的渴望，躁动了。
衙门带头走先，开始了两手抓，有钱的，搞副业，官办公司;无钱的，发委任状，收罗草台班子，名曰：挂靠。
我所属的市文化局，清水衙门，也用财政余款，赶时髦，兴办了两家公司：一家为市文工团的某公司，另一家是市京剧团的某公司。
我具体所在的工作单位：《沫水》文艺编辑部，就可怜了，既无资金，又发不出委任状，但也想改革，说穿了，就是想找票子，却不知路在何方?
好在，编辑部刚进行了改组，乐山的所谓“大诗人”，荣获了地级市根本不存在的专业作家的名号，回家搞创作了，接任主编的赖正和，马上放我与刘大声老师去南方取经。
我俩到沿海转了一圈，眼界大开。
那时的沿海，受港台影响，文化气息大不相同。他们所办的刊物，大都摈除了“假大空”的应景文学，改成了贴近生活的通俗文艺。
名气最大的是《金城江》。我俩一到他们的编辑部，就惊羡不已。不足十人的团队，每人一间办公室，有自己的小食堂，还有一部配专职司机的吉普车。那时的北京吉普车，在内地，可是县大老爷身份的象征。乐山市文化局的主要领导，求之不得，不惜购一部双排座的小货车来改头换面。至于小灶食堂，地市一级的官府，大约均无。而《金城江》，一个无人烧香的小文庙，就因改版，大众喜闻乐见，鲤鱼跃龙门，如同当时涌来大陆发财的港台歌星，顷刻间，便将众多的红色歌唱家挤去了边缘。
《金城江》，每期发行十多万册，是当时许多省级刊物不及的。他们文责自负，自负盈亏，就像内地的承包公司。
东家有钱，出手也大方。萍水相逢，他们就用车送我俩去当地游玩，还给我俩接风，在自家小食堂，办了一大桌。全体员工作陪。广西名菜，红烧果子狸，也上了，一大盆……吃得囊中羞涩的我俩，自惭形秽，竟不敢邀请他们回访乐山。
当时，我最直观的反应是，“回去我们也这样干。”
刘老师一句话，将我的欲火扑灭：“这里是沿海，你先弄明白!”
是的，那时的沿海与内地，仿佛是两重天。同样的开放政策，执行起来，沿海在大干快上，唯恐步伐迟缓，而内地，生怕“过河”摸错了石头，常像小脚女人，走走、停停、看看。
就说那时的《沫水》季刊，财政包养，每年拨款二万元(人头经费除外)。每期稿件，由市委宣传部终审，字字句句的正能量，发行不足三千份。读者多在乐山，主要还是喜欢新芽栏目的中学生。
仿效《金城江》，天时地利与我们都无缘。
但有一天，在省城熙攘的大街上，我见到了旧时电影里的新奇。
“看报，看报!看中央日报!中央日报发表消息……”
挎囊的报童，手挥样报，边跑边喊，惊得疑似到了海峡对岸的路人，纷纷解囊。
我也要过一份，见是省政协报：“呸!”刚想喷痰。
旁边的读者，却哈哈大笑。他在中缝里找到了一溜转载的台湾中央日报的消息。
这边喊声去了，那边又来，“看报!看报!看二熊强奸案!看刘晓庆又嫁人了……”
性饥渴的年代，谁经得住这样的诱惑。
我茅塞顿开，回到乐山，便与赖主编一起合计：办小报!以改革的名义。
思路有了，用《沫水》现成的刊号(全国发行)，增办副刊。这在当时，是允许的。
上级部门看过我们的“改革”报告，都不反对，就像“文革”之初，官员们口头上都支持“造反”一样。
但具体落实，问题就多了。
主管部门不出钱，这是前提。我们不要国家的钱，提出承包制，“文责自负”。否则就难以“自负盈亏”。
这理由很简单，在当时，却是难题。没想到，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浩，这位南下老干部，有担当，居然认可了，只是约法三章，规定了若干。他相信党员，老赖与我是中共党员。
办报的性质，也谈妥了，承包制，用《末水》的刊号，每期向市文化局上交利润的二成。就此，双方签订了契约合同。
前期奔走，赖主编与刘老师都积极主动，可临上阵，谁来牵头，他俩都谦让了，一致荐我。我心里清楚，他俩高于我的学识，制约了他俩的胆量。改革，是要承担风险的。
我只好勉为其难，说干就干。
很多事，想起复杂，干起来，其实也简单。
写稿，组稿、改稿、排版，校对……这些手上活，我们驾轻就熟，苦恼的是经费。起初大家议过集资，又想过找银行贷款，但很快就发现，办报无须垫底资金。所需的支出都滞后。稿费，文章发表后两月付;印刷费，《沫水》杂志与地区印刷厂有协议，刊物出版后一月付。《峨眉山》报是《沫水》的增刊，当然也享受同等待遇。
经费的问题在销售，销售的关键在报刊内容。
第一期我们办得很谨慎，找了些钩沉往事和花边新闻。重头戏是赖主编与曾永昌创作的中篇纪实文学《叮咚路的枪声》。作品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乐山的水上警务大队长、袍哥舵把子王连兵，因内讧被同伙暗算的历史事件。老人的茶馆里，这龙门阵摆了几十年，版本繁多。他俩经过多方了解和公安档案的查阅，理清了线索，完整地再现了故事的真实。这在当时的乐山，反响强烈，很有卖相。记得东大街川剧团门前书报亭的杜老头，三天两头跑来编辑部进货。这是《沫水》杂志，从未有过的。
那时，《沫水》编辑部就三人：赖正和编小说;刘大声编散文、诗歌;我编评论和新芽。正刊，我们要按时付印。副刊，我们拳打脚踢，疲于奔命。赖主编是写小说的，三伏天还在电风扇下伏案挥毫。刘大声老师，诗人，云大中文系毕业，文字功夫了得，他除了改写一些报用的短文，就与我一起跑印刷厂、布营销点。文弱的他，一副书生相，可肩扛起一捆捆沉甸甸的摞报来，一点不逊于我。
有人说：钱能通神，能刺激人的潜在能量。其实，读书人更好脸面，功成一事，更看重自己存在的社会价值。
不过，那时的我，倒像葛朗台，天天晚上清点各处的销售，卖了多少?尚余多少?还需多少?次日又跑印刷厂去加印多少?
初上市的小报，找各区县的地摊书报贩代销，卖后付款，卖不出的包退。后因销路好了，主动上门的多了，有的县文化馆还把卖报当成了找外水的副业。于是， 我们就变换了营销方式，收款发货。
头一炮就打响，见到改革红利的我们，欣喜若狂，个个像打了鸡血，把天下事都看得简单了。尤其是这时，同系统的市文工团，用事业经费开办的服装公司，耗尽了现金，赚了一大堆无人要的陈货，我们就更觉得自己了不起!一点没意识到，这是沿海政策首先在向内地的我们倾斜。
侥幸成事，人会忘形，尤其是第二期《峨眉山》报，走出了乐山，又有人送来了大礼。
那是凉秋的一天，一位矮墩墩的川师外语教师，拿了厚厚的一大叠翻译书稿，来编辑部找刘大声老师。书名《白宫血案》。那时的外国翻译小说，国内多见的是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西方的当代文学，早被官方视为了“怪诞”。据译者说，当时无一家出版社敢给他出版。他见我们的《峨眉山》报有胆识，便拿来试试。
我们三人分别看过书稿，感受不一，我看得心灵震撼，拍案惊奇!虽说是故事，但情节入胜，环环相扣，不一气读完，实难尽兴。他俩读罢，与我同感虽多，却担心书中的暴力见血和性描写的露骨，怕犯忌!大家几经争论，最后决定刊用。这是打开销路之必须。他俩的意见是，分期连载，既可吊读者胃口，又能探官方态度，不行就停。而我，坚决反对。我认为，既然要刊用，就一次性，这样才能产生轰动效益，并一再向他们保证，出了事，法人负责。
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当时，头脑发热的我，忽略了《白宫血案》的文字隐患，还去找艺术馆的一位画家绘了几幅插图。那位画家阅读书稿，大约引发了性冲动，把血案中勾引总统的艳女，画了个妖娆半裸。视觉上的挑逗，于报纸的销售，无疑添彩。我看了连声叫好，全然不顾两位老师排版时的心忧。
但在印刷上，我还是多了个心眼。本地印刷不保密，若有风吹草动，官方叫停，我们是承受不起销毁的损失的。外加，这次的印数，乐山地区印刷厂也垫资不起。故而，我们去了省城。后来发生的事，幸亏去了成都。
找到四川日报印刷厂，他们欣然接纳这笔可以多发奖金的外水业务，见我们有市委宣传部同意办报的文件，很快就给我们制版上机了。
样报一出，我们就拿去春熙路的书报亭推销。那些识货的文化商人，马上就给出订数。据此，我们也类推出市场的需求。开始起印五十万份。这次的一份，容纳的是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大开张，还加了页码。五十万份就相当于之前的一百五十万份。
当时，川报印刷厂也没两台滚筒印刷机，他们每天除正常业务外，就抽空给我们加印，断断续续的，这倒方便了销售。我们就住在川报招待所，印出多少，发送出去多少。
很快!就两三天时间，我们的报，风靡省城。可见，西方文学的“怪诞”，那时的国人，是何等的渴求!
很快!在家值班的赖主编打来电话，说，“外地有书商根据我们报上注明的编辑部地址陆续来电话索报，并愿先付款。”
这是成都报贩，在火车站销售，被外地游客带向四面八方的结果。
很快，印刷机旁，就有人排队守候了，刚印出的鲜报，墨迹未干，就被车间劳作的职工付现金带走。其中，还有我面熟的女会计。之前，我去她办公室交付印刷定金，她还嫌少。这时，我笑话她，“该踏实了吧!”
成都，不愧为商业都市。找钱的嗅觉，人人不乏。厂里的职工，“近水楼台先得月”，买来转手，倒卖给当地的报贩，赚差价。我们报上明码标价，每份一角五分，而个体报贩当书卖，竟卖到了一元。
就因响动过大，厂领导出面过问了，据说，川报的领导对我们所刊的内容也有了异议，指令尽快了结。
那时，我与刘老师住在成都，每天晚上精疲力尽地回到招待所，将手提包里胀鼓鼓的“大团结”倒出来数，乐此不疲，废寝忘食，第二天又心花怒放地去印刷厂。
赖主编传来的外省订单，越来越多，我俩忙不过来，找成都朋友帮忙请了两个小工，用三轮车载报去火车站发散单集装箱。外地的货，还未发完，川报印刷厂谢客了。我俩只好另寻他路。
好在，省城是大码头，大型印刷厂有好几家。当年的工厂，各车间都在搞功效挂钩的奖金制，我俩找去，就简单了，只说川报刚印过，印板都是他们制的，也就免了一切手续，直接谈价。这家厂，是印书籍的，没有新闻纸，只有铜版纸，而铜版纸，议价的高，计划内的要指标。我们想办法，在乐山嘉乐纸厂找了十吨平价纸送去，又加印了七十五万份。
前后也就二十来天，赖主编在乐山接单，我与刘老师在成都发货。《峨眉山》报就这样飞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那时，社会上刚开始鼓吹“万元户”。全国的“万元户”，凤毛麟角，比现在的亿万富豪还稀缺，而我们兜里，每人已经揣进了好几个万元了。
一夜暴富，忘乎所以，连“财不露富”这千年古训，也没遏止住急于改变生活的欲望。
那时，两位老师住在地区艺术馆，四邻都是本系统的熟人。谁见得你今天抬冰箱，明天搬彩电。家里有金银，隔壁有斗秤，同一道大门进出，诱人的三大件，怨不得别人眼红。不久，就有了蜚语，说什么的都有，就差没说我们去抢了银行了。而恰又在这时，上面的风向变了，开始了“精神污染”的清理。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发文，把过去倡导的“多劳多得”，改成了“国家得大头，集体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分配原则。
眼红的人，趁机发力，把舆论发酵到最大化。一天，市委宣传部通知我去。张部长见面就给我劈头盖脑地一顿猛训。他指着桌上《白宫血案》的插图，厉声问道：
“你这是在干什么?你怎么会这样干，你……”
我垂头不敢吱声，心里却明白：老部长发这么大的火，一定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所管辖的当地党报，就发表了批判《叮咚路的枪声》的文章，而这，又是他不愿看见的。乐山“大诗人”，虽没呼风唤雨的本事，但兴妖作怪的能力，还是有的。
就因我的胆大，把老部长卷入了复杂的官场内斗。这是我愧对于他，也是他退休多年后我常去看他的缘由。他当时并未难为我，只丢给了我一句话：“最近，省委宣传部要对全省报刊进行清理，大家都听省里的吧!”。
我们有幸参加了这次全省召开的清理“精神污染”大会。省委宣传部李致副部长在会上点了一长串有问题的报刊，却没有我们。那时，有些地方以文化找钱，确实不择手段。我迄今记得，他例举了都江堰的有个乡镇放录像，挂出的片名是：嫖客;而抢票挤爆场的观众，从头看到尾，只见打，不见嫖，散场就去找老板说聊斋。老板还佯装恍然，臭骂挂牌的丘二，说他无文化，把字写错了：“镖客”写成了“嫖客”。
大会结束后，我们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打探消息，得到一份省委宣传部清理报刊的正式文件。《峨眉山》报在审查之例，有抄件送我们，所以也给了我们一份。当时的处长严福昌，文艺评论家，副处长张仲炎，都是学术型的干部。大家也熟悉，闲聊中谈到乐山的“大诗人”，严处长好心地劝导我们，最好请他一起回来办报，这样少麻烦。我们不置可否。
政治紧箍咒松了，我这才静心下来，找出批《叮咚路的枪声》的当地党报，边读边笑。该文上纲上线，说了一大堆空话，就一句实在：枪声，渲染恐怖(精神污染)，把杀人场面写得血淋淋的。对此，我动笔写了篇反驳文章，发表在省刊的《当代文坛》，有针对性地反击道：“曾经，有人一听到枪声，就惊诧：精神污染!殊不知，共和国的旗帜正是在枪声中诞生的……不要见不得刀光剑影，描写杀人的场面，没一点氛围，与杀鸡一样，行吗?倘若《斯巴达克斯》删去了古罗马格斗场的情节，能反映出奴隶社会的残暴吗?如果《静静的顿河》删去了葛里高利在死人堆里冲杀的镜头，这个人物还存在吗?”
乐山看文学评论刊物的人不多，我的文远不及抨击我们的文有影响。市文化局的主要领导，又将党报的文看成了地方党组织对我们的看法。诸多因素的叠加，围剿我们的网，慢慢张开了。
市文化局先叫我们交账，说的是要清算他们的分成比例，而我们担心的却是，国家的分配政策是否有变?带着这个问题，我去了趟之前工作过的省府办公厅，找到大学毕业与我同天分配去那里的s君(任过省财政厅常务副厅长)。两年不见，他老兄嗨起了，当了政研室副主任，这正是我要咨询的部门。我把《峨眉山》报的来龙去脉告诉他，并问及“大头中头小头”的分配原则与契约合同的关系。他看过我拿去的合同，玩笑道：“你赢了!”
我不解!
他说，“合同是法律，刚兴起，正时髦。文件是法规。法律大于法规。人民日报的文章，连法规都不是，只是倡导。”
我还是不甚明了。
他干脆一句话，“合同要执行，签订有出入，错不在你，与你签合同的机关，比你懂政策。”
我恍然明白，彻底放松，回乐山，只等三堂会审。
该来的，总要来。
初冬的一天，我们三人接通知去市文化局的会议室，冷坐了半天，才见身披黑呢长大衣的局长，姗姗迟来，随他入门的，是新任的年青副局长，而支持我们办报的老副局长杨志哉却没来。
这位局长，县上调来的，喜欢摆谱，年终总结，把新建的办公楼，买小货车改装成吉普车也纳入了政绩;也惜官帽，一个县党校教员爬上来，不易呀!大约身贱低微时，逢迎惯了，如今，见人仍笑，只是笑味有别了。
那天，他坐去我们的对面，没有笑影，几句严肃的开场白，依然两面光生，既要追查我们，又要撇开自己。强调的是，社会有反映，纪委有交办。他们来，是对上下负责。
其实，文化局组织人核账，我们早有风闻，也多有准备，但仍不料，穿上长大衣的主审官，翻开文件夹，要我们说清楚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乱办小报”。
我惊得双眼发直!
官人多健忘，事后不认事前说过的须负责任的话，是常事。可眼下，他明知我们手里有实据，白纸黑字，盖了官印的，还信口雌黄，你就不得不佩服他了。两位老师，平素与世无争，这时也忍不住了，掏出早准备的文书，递过去。那意思很明确。市委宣传部的批文，你可以不认。贵局的合同，你不会赖账吧?
他斜瞟了一眼，似笑非笑，转弯抹角地解释了一大通，那意思也很明确，所谓的乱办，是群众的反映，指的是“精神污染”。
当地党报没给我们贴上的标签，他借群众之口，又送来了。这四个沉重的大字，当年如同而今的“妄议”之类，是吃罪不起的。若被硬定性，我们的经济所获，就有赃款之嫌。
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年青的副局长，只顾埋头记录，两眼紧盯在笔记本上。
我一股热血冲顶。既然长官已撕脸，我也没有留余地的必要，直呼道，“k局长，你是领导，说话要有依据，尤其是给改革中的新生事物定性，不能单凭社会反映。有人说我们的报，有精神污染，依据是什么?我说，没有，我当然有依据，”，我胸有成竹的也学起他的腔调，慢条斯理，拖长了嗓音，“其实，你、我、他，哪个说了都不能算数。谁说了算数!省委宣传部!最近全省对报刊进行了清理，我们也在清理之列，这，就是依据，”。我递去文件，局长欲接，中途却拐了弯，落在了旁边记录的副局长桌前，“这是红头文件，想必局长早已看过了”。
两位老师投来赞许的目光，可我还在说，“就办报，方向上，指导我们的是宣传部，就经济分成，文化局与我们是契约关系，甲乙双方的。你们也是当事人!”
我话中的话是：不归你管的，你硬要嫁祸。分赃的，也有你们。
他没在意我强调的“当事人”，面对省委宣传部的文件，这硬道理，他无奈，只能强压住邪火，抛出了第二个要我们说清楚的问题：牟取暴利。
他瘦屑的脸，仰望天花板，仿佛眯着眼睛在说，大约他自己也感觉底气不足，“峨眉山报，满天飞，到处都在卖，各处喊价不一，有卖三角的。有卖五角的，还有卖一元的……严重扰乱了社会市场的秩序……”
现在听来，这是笑话，而在计划经济转型的初期，又是许多人的正常思维。垄断商品国家定价，双轨制也然。乱卖高价，牟取暴利，就是投机倒把，那时有投机倒把罪，数额巨大，最高可判极刑!
他越说得邪乎，我们就越冷静，一点反应没有。更让他失望的是，我们就回了他一句话：“谁卖高价，你找谁。”
峨眉山报页底有明码标价，是依照本地党报定的。我们按价出售，何罪之有?就好似当时供销合作社卖出的紧俏商品，有人买来转手，卖高价，牟取暴利。公安机关是该去查供销社?还是倒卖者?
双方就这样时而火、时而温的鬼扯了半天，最终还是回到了正题，算经济账。局长大人先给我们下马威的目的，也在于此。
算起经济账来，就更扯不清了。他们虽是审核方，但报账的主动权在我们。他问我答，一开始就扭起了。
“你们一共办了几期?”
“四期，”
“每期印了多少份?尤其是白宫血案这期。”
“我们账上有记载，不是都交给你们了……”
《峨眉山》报，省地县的周边城市，铺天盖地，许多书报摊点还将“白宫血案”做广告。对我们的印数，他虽派人去川报核实过，却仍是不信。
他的狐疑是对的，我们“白宫血案”这期印数的大头，确实在没上账的加印。没上账的原因，是该印刷厂的车间，接的是私活，用来偷发奖金的，他们也没上账。现在成了双保险，查无可查。外加，省城那么多印刷厂，我们不说，他们又去哪里查?
局长迅速从文件夹里抽出几张纸页，甩拍在桌上，“这就是你们的账本，上面记的是些什么呀!像账吗?乱七八糟的收支，包包烧……你们没做明细账吗?”
“我们做不来明细账，你是清楚的?”
…………
烂账何查?责任还不全在我们。当初，他也没想到几个文化人会发财。他眉头皱紧，一副难以交差的愁样。
“这好办，”，我趁机给他递招，“我们现在可以复盘，按明细账的做法，从头细算。”
他愣了一下，爽笑大赞，“对!对!这是个好办法!”。他一点没意识到，走向的是更复杂。
记得上小学，读过一篇课文：《千人糕》。把一块白糖糕的价值，复杂化，用千人的劳动成果来计算：下种的，栽秧的，打谷的，磨面的，发面的，蒸糕的……如今派上用场了， 我们也依样画葫芦，分类出：写稿的，组稿的、改稿的、排版的，校对的……一张报纸，七算八算，收支品迭，就剩薄利了。我又提出，还没算发行费。
已经不满的局长，鼓圆双眼，“发行费是多少?”
“按国家规定，公开发行的报纸，发行费是成本的百分之三十五，不信!你可以去问本地党报”。
本地党报常年亏损，与《沫水》类似。以亏损为标杆，怎么算都是亏。不懂市场经济的官人哪会想到，我们的发行，就在印刷机旁;外销的，仅付了托运和邮寄费。
“这么算来，你们每期还要亏钱哟?”局长铁青着脸，嘲谑道。
“当然……”我刚接口，赖主编立马打断，“本来应该是的，但又不全是……我们的微利，就节约在发行费上，不然，怎么会有钱上交给文化局呢?”
刘老师也跟着圆场。局长明知我们在演戏，又无法戳穿，最后只能抓住我们的上交款，文化局收了我们上交的一万多元。以此为据，按合同二八分成，推算出我们的分账，每人至少也有一万多元。这于当时，月薪几十元的公职人员，是天文数。局长大人锁定了基数，这才抛出“大头中头小头”的杀手锏，还和颜悦色地开导我们：“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和个人服从国家，既然国家有新规，我们都得执行。”
他把我们与文化局的合同，混淆成了个人与组织的隶属关系，看成了是个人向组织完成任务的保证书。那我们的经济所获，当然应该全额上交，由他们来重新分配，至于我们得多少，“小头”是个模糊概念，大约就是发点奖金。
而我们却一再强调，合同是法律层面的问题，只能通过法律来解决。
我们提出上法庭，局长懵了，仿佛不知王法之外还有法?他又抬出了市纪委!仍不管用。
我说，“市纪委查的是领导干部失职和国家经济损失。我们两不沾。倒是市文工团的某公司，亏空了市文化局拨去的事业经费，市纪委才该去认真查查。”
两位老师也横了，直接用狠话抵去：“文化局是领导机关，领导的政策水平高于我们，在签订合同时，作为领导，应该首先考虑到国家的政策……”
话说亮了，领导失职在先，会议室反而沉静下来，双方都无语了。
这时，一言未发的副局长才放下记录的笔，慢慢抬起头来，用他那宏亮的嗓音转圜。他说“这个问题，是改革中的新问题。之所以出现，是改革的实践在不断摸索，国家的政策也在相应完善。昨天签合同的领导，不可能吃透今天的政策，这不存在领导水平的高低……”他抹了左边，又抚右，“至于这个问题，是法律层面?还是政策层面?暂不结论。今天请你们来，就是了解情况，待各方情况汇总研究后再找你们，好吗?”
我们点头应允，坦然而去。
此后，再无人找过我们。
清理“精神污染”的风，越刮越烈!
全国地市级刊物的公开发行刊号，一律取缔。
正牌的《沫水》杂志，寿终正寝。
《峨眉山》报，毛将焉附。
（作者：梁恩明 民营企业家，四川省散文学会副会长，作品曾获“全国冰心散文作品奖”。）
责任编辑：冯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