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国家治理”不应等同于泛泛意义上的“治理”，也有必要与“社会治理”加以区分。做到这一点，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创新国家理论，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可以看到，已经有学者开始对基于西欧早期国家建设经验的国家学说进行反思。比如，哈佛大学政府系副教授王裕华在2020年提出，有无可能以“国家发展”替代“国家建构”，以建立对中国国家演变历程的独特思考(《中国政治学》2020年第4期)。他基于对中国古代国家的研究指出，基于西方经验的国家理论，在解释中国对应问题时不可避免具有局限性。相较于基于西欧早期国家建设经验的“国家建构”理论，“国家发展”概念在解释上更具有多样性和开放性。无独有偶，复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陈周旺近年来也在不同场合讨论“国家理论的另一种可能性”，近期则明确提出“以国家发展超越国家建设理论”(《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9期)。
上述二人的观点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都出于对原有国家理论谱系的不满，觉得有必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社会出发来重新建构国家理论体系。当然，两者的关注点存在明显差别。王裕华主张返回古典国家，透过精英网络运作重新审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陈周旺则更着重于当下和未来发展趋势，更为系统地反思了“国家建设”理论，并指出“国家发展”概念在解释上的优势。陈周旺指出，国家建设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国家主权体系建设，第二步是国家制度建设，主要是构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两大制度体系。最后定格的现代国家，就是由主权体系、市场体系和民主体系三大体系所构成。西方的国家建设进程当然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所启发，但这种“国家建设”理论预设了一个标准的国家建设蓝图，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锁定。事实上，以拉美国家为典型的诸多效仿者，在20世纪末纷纷走进了“失败国家”行列。反观“国家发展”概念，则主张各国有探索其发展道路的自主权利，可以选择自己的国家发展模式。此外，“国家建设”理论更注重静态的组织制度框架，以是否建立一整套现代国家权力体系来评判不同国家的成熟程度;相较而言，对于“国家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动力问题，即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可以持续地推动国家发展。因此，中国要实现对西方现代国家的超越，势必要在国家理论上有所反映，而“国家发展”概念相比于“国家建设”，可能更适切于分析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
尽管近年来对中国现代国家的研究蔚然成风，但如此鲜明地提出以“国家发展”概念替代或者超越原有国家理论，还是值得重视的学术现象。或可视为中国政治学者对原有理论做整体性反思的部分成果，表明了一种基于中国实践而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不过，考虑到国家理论的厚重，尚需进一步厘清一个基本问题。
上述两位作者不约而同使用了state development来转译“国家发展”，表达出强烈的对话冲动。须知中文“国家”一词内涵极其丰富，既指政治共同体，也指代表共同体的政权组织。在政治学者把“国家发展”当作一个术语提出之前，日常用语中其实并不乏同样的表述，诸如不少高校成立了“国家发展研究院”，政府公文中经常出现“为国家谋发展”之类的话语，等等。这些场合谈及的“国家发展”，更多可能被译为national development。政治学者坚持要使用state development，他们的意图是要拿“国家发展”来跟之前的“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进行对话，进而建立一整套新的国家理论。当讨论国家发展时，其实包含着国家向政治共同体的回归。在这样一个向政治共同体回归的过程中，国家还是更多地以政权实体组织的形式发挥其作用。这同时也可以打破原来国家概念的混乱，将古典国家、现代国家乃至未来国家加以贯通，建立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国家理论。
理论建树到了这一步，讨论国家治理才能有更明确的指向。笔者之前在不同场合提出“治理型国家”的概念，就是为了回应这样的问题，挖掘国家的治理意涵。可以看到，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治理型国家”。相反，在欧洲地缘政治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国家，更多是查尔斯·蒂利笔下“有组织的暴力”，是马克思批判的“暴力机器”，也就是国家的异化形式。正是借助有组织的暴力，西方国家建立了它们的殖民体系和世界霸权，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提出“国家发展”概念，不仅是要与这种旧的国家模式做区分，而且要让国家在现代化中扮演它真正应该承担的角色，那就是公共治理。围绕公共治理要求建立的一整套国家实体组织，就是“治理型国家”——它从根本上区别于仅仅作为暴力机器存在的国家类型。治理型国家以推进社会进步、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治理型国家”概念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回到中国历史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来重构国家理论，不仅势所必然，而且适逢其时。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求是》第14期撰文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中国的国家发展不可能因袭西方的模式，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中国学者不同于西方学者，在于我们对中国国家发展的历史有真正的体验和理解，有能力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明中寻找思想源头，建立一种新的国家理论，该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过去，总结经验，明确方向，展望未来。中国政治学者可谓任重而道远。（作者：申剑敏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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